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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3年，江西瑞金叶坪村，57岁的杨振德背着药箱走进中央苏区。
她不是来探亲的普通老人，而是一名真正参与革命工作的中医。
村民有病，她上门诊治；
妇女不识字，她帮着办夜校；
谁家遇到难处，她也总要问上一句。
杨振德的名字，后来常与邓颖超、周恩来联系在一起。
但她的一生，并不是因为女儿和女婿才有意义。
相反，正是她早年的坚韧、见识与担当，深刻影响了邓颖超，也让这位母亲在革命队伍中拥有了自己的位置。
她出生在广西一个家境尚可的家庭。
父亲思想开明，亲自教她识字，又把中医知识传给她。
父母去世后，年仅14岁的杨振德没有依靠，只能一边谋生，一边继续钻研医术。
她医术渐有名气，却不把行医只当作赚钱的手段，贫苦人家请诊，常常分文不取。
25岁时，她按家中安排嫁给邓忠庭。
丈夫已有三个儿子，骨子里重男轻女。
女儿出生后，邓忠庭竟打算把孩子送人。
杨振德平日性情温和，那一次却拿起菜刀挡在女儿身前，硬是保住了这个孩子。
女儿当时取名玉爱，后来改名邓颖超。
这件事看似只是一个母亲护住女儿，背后却是杨振德第一次公开反抗旧式家庭秩序。
三年后，邓忠庭病逝，杨振德带着女儿独自生活。
她做过教师，也行过医，从广西辗转到北方，日子并不宽裕，却始终坚持让邓颖超读书。
邓颖超后来投身革命，杨振德没有以母亲身份阻拦。
女儿与周恩来从事地下工作时，她承担家务，也负责传递消息、观察情况。
她不太谈大道理，更多时候只是把能做的事情一件件做好。
有意思的是，杨振德进入瑞金后，最常用的身份仍然是医生和老人。
周恩来把她安排在叶坪村居住，那里还有贺子珍的母亲杜秀。
两位老人一个行医，一个教书，便在村中办起识字活动，给妇女讲文化，也讲红军的政策。
村里人称她们“杨奶奶”和“杜奶奶”。
这个称呼不只是亲近，也包含着信任。
妇女被家人限制出门，她们就借看病的机会登门；
有人不敢去夜校，她们便耐心劝说。
对杨振德而言，治病是救人，教人识字同样是在帮人改变命运。
1933年，周恩来一次外出授课后突然身体不适，警卫员将他送到医院。
杨振德得知女婿病倒，立即参与照料。
苏区物资紧张，药品、食盐都很难得到，她只能凭经验处理饮食与护理。
周恩来见岳母长期劳累，曾劝她不要再四处奔波。
杨振德却说：“能做一点，就做一点。
” 她的工作并不只有照料亲属。
叶坪村有一名失去父母的女孩钟桂平，祖母年老，几个孩子相继遭遇不幸。
杨振德得知后，向邓颖超和周恩来反映情况，帮助老人争取红军家属的照顾。
祖母去世后，她又把孩子接到身边照看。
钟桂平一度因接连失去亲人而轻生。
杨振德和乡亲们连夜寻找，终于将她救回。
面对这个满身伤痕的孩子，她没有讲空泛的大道理，只是把人抱住，反复安慰：“别怕，杨奶奶在这里。
”对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来说，这句话比许多话都管用。
1935年，杨振德在转移途中被捕，后来被关押在九江反省院。
狱中爆发伤寒，管理人员找不到合适的医生，只能让她为病人诊治。
她一面看病，一面向身边的人讲述红军为何而战。
治病救人，成了她在囚禁环境中继续坚持信念的方式。
西安事变后，杨振德获释，但身体已经受到损耗。
此后她辗转武汉、湖南、贵州等地，仍尽力为同行者和群众治病。
长期劳累最终拖垮了她。
1940年，邓颖超守在母亲身边，杨振德对女儿和周恩来说：“不要为我再奔忙了。
” 1940年11月18日，杨振德在重庆病逝，享年64岁。
她没有担任显赫职务，却以医生、母亲和革命工作者的身份，走过了旧时代女性少有的道路。
她护住了女儿，也在许多普通人的生活里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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